澎湃思想周报｜震惊世界的法国集体性侵案；亿万富翁的“星际”权力
震惊世界的法国集体性侵案
2024年12月19日，震惊世界的吉赛尔·佩利科特（Gisèle Pelicot）案在法国阿维尼翁法院落下帷幕。现年72岁的吉赛尔指控其前夫多米尼克·佩利科特（Dominique Pelicot）在2011年至2020年间多次给她下药并在她睡着时强奸她，并从网络聊天室招募了至少72名其他男子在其失去意识时对其实施强奸，其中50人与多米尼克一同受审，另外20多人则因身份不明而逍遥法外。这起案件于今年9月初开始审理，经过长达15个星期的审判，多米尼克被判处最高刑期20年，50名年龄在26岁至74岁之间的同案被告中，46人被判强奸罪，两人被判强奸未遂罪，两人被判性侵犯罪，刑期3年至15年不等。多米尼克还因拍摄其女儿卡罗琳 (Caroline) 以及儿媳奥罗尔 (Aurore) 和席琳 (Celine) 的淫秽照片而被定罪。
当地时间2024年12月19日，法国阿维尼翁，吉赛尔·佩利科特离开了法院，在法庭宣判其前夫多米尼克·佩利科特因实施和策划对她的多人强奸事件而被判处20年监禁后。
《卫报》在12月20日的一则报道中指出，这起案件的恐怖和堕落程度震惊了全世界，并重新引燃了对于同意和性暴力的讨论。吉赛尔做出了一项在此类案件中不同寻常的举动，她放弃了匿名权，让审判公开进行，她说自己是在为被下药后受到侵犯的“所有女性”作证，从而确保“没有其他女性重复这种经历”。她说，“我被献祭在罪恶的祭坛上”，“他们把我当成布娃娃，当成垃圾袋”。为了驳斥众多嫌疑人关于他们认为整个过程是经过吉赛尔同意的角色扮演的说法，吉赛尔的法律团队要求在法庭上播发这些性虐待视频，通过展示吉赛尔在视频中处于一种接近昏迷的麻木状态而不是睡眠状态，从而驳斥这些辩护理由。吉赛尔告诉法庭，强奸一词不足以形容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她说那是酷刑。吉赛尔公开自己经历的勇气让她成为了女性主义偶像，她提出的“羞耻必须改变位置”（从受害者一方转移到加害者一方）成为了著名的女性主义标语，整个审判期间都有支持者在法庭外对其表示支持。《世界报》、BBC等多家媒体在报道中提到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对吉赛尔表达了感谢，称她的高尚和勇气感动和激励了法国和世界。
《卫报》12月11日发布的《强奸犯可能就在家中：多米尼克·佩利科特是如何成为有史以来最恶劣的性罪犯之一的》一文提供了有关这起案件的更多细节。2020年9月12日，多米尼克因在距离其居住的马桑村（Mazan）20分钟车程的卡庞特拉镇上的一家大型超市偷拍四名女性裙底时被保安发现并报警后被捕，警方没收了他随身携带的两部手机并仔细查看了其中的聊天记录，随后搜查了他的家。警方在他的手机、电脑和硬盘上发现了上万份强奸和性虐待的照片和视频，从而开启了对于这起法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强奸案的审判。而事实上，多米尼克在2010年就曾因在法国东部塞纳马恩省的一家超市偷拍裙底被捕，当时只交了100欧元罚金就得以脱罪，吉赛尔从未被告知此事，法国在2018年针对这一行为出台了更明确的法律和更严厉的处罚。72岁的多米尼克是一名退休电工和房地产经纪人，在他被捕后，警方发现其DNA与1999年发生在巴黎郊外的一起受害者为年轻地产经纪人的强奸未遂案件中发现的血迹相符，多米尼克在警方出示DNA证据后认罪；警方还怀疑其与1991年一名23岁房地产经纪人被强奸和谋杀的案件有关。这两起案件仍在调查之中。
全世界都在问，如此骇人听闻的事件怎么可能发生？吉赛尔和多米尼克的婚姻持续了超过50年，两人有3名子女，6名孙辈。多米尼克会带儿子和孙子去看足球比赛，会给孩子办生日惊喜派对。当警方在2020年11月告诉吉赛尔警方发现了她被强奸的视频之前，她已经因为经常性的昏厥、记忆丧失、脑雾和极度疲劳感而担心自己患上了绝症，但她咨询的所有医生包括神经科医生在内都没有考虑过药物使用的可能性，也没有对她进行过药物检测。而多米尼克坚持陪她看包括妇科医生在内的所有医生，吉赛尔一直认为他是个好男人，从未怀疑过他。多米尼克告诉法庭，从60岁开始，他在性方面变得更加“苛刻”，当妻子不愿满足他的一些要求时，他开始对她下药。2013年夫妇两人退休并搬到位于普罗旺斯的马桑村之后，他开始邀请其他男人强奸他的妻子，并且在随后的几年里对此“上瘾”。
吉赛尔在法庭上表示，法国社会中强奸和性虐待的规模值得人们吸取教训：“强奸犯不一定是在深夜停车场遇到的人，强奸犯也可能是家人和朋友。”多米尼克在审判中说，“变态者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变成的”，暗示其犯罪行为与他自己在童年时期受到的性虐待有关。其余50名被告中也有很多人在童年遭受过性虐待，这一比例可能高达40%。但正如法庭精神病学家洛朗·莱耶（Laurent Layet）在审判中所说的那样，“你成为施暴者并不是因为你曾经是受害者”，指出两者在科学上没有因果关系“非常重要”。50名被告有着不同的职业和背景，其中包括一名护士、一名记者、一名士兵、一名计算机专家，还有农场工人、卡车司机和商店员工。他们中部分人在儿童时期遭受了疏忽和虐待，但另一些人从小上钢琴课，童年生活有如田园牧歌；一些人有家暴、违法驾驶或盗窃的犯罪记录，另一些人没有；有些人已婚，有些人单身；有些人在学校里学习吃力，但其中有一人拥有两个学位；有几个人抽大麻，有些人不抽烟；五人在被捕时被控持有虐待儿童的图片，许多人使用色情内容……在审判期间，媒体有时称这些人为“普通人”，但莱耶认为，从医学和法律角度来看，他们不能被称为“普通人”，否则意味着所有男人都可以做出这样的事；但也不能说他们是“怪物”，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具备连环杀手的特征。吉赛尔的律师安托万·加缪（Antoine Camus）认为他们之间不存在共同点，他说，这些人只是选择了强奸。
“普通人”成为了这场审判的一大焦点。BBC近日发布的“吉赛尔·佩利科特：一个普通女性如何撼动法国对强奸的态度”一文对相关争议进行了梳理。9月21日，一群包括演员、歌手、音乐家和记者在内的法国知名男性在《解放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主张佩利科特案证明男性暴力“不是怪物的问题”。公开信中写道：“这是男性的问题，是每个男性（Mr Everyman）的问题……所有男人，无一例外，都从支配妇女的制度中受益。”公开信还为寻求挑战父权制的男性勾勒了一张“路线图”，提出了“让我们停止认为雄性天性可以为我们的行为辩护”等建议。
显然并不是所有男性都愿意接受这样的观点，网络上关于此案的很多争论都集中在“所有男性”都有可能实施强奸这一有争议的说法之上。一些男性使用#NotAllMen（不是所有男人）标签对此进行反驳。有男性在社交媒体上发问：“我们没有要求其他女性因为行为不端的女性而羞耻，为什么仅仅身为男性，我们就要承担这种羞耻？”很快，很多女性对#NotAllMen标签表达了愤怒，有些人附上了自己受虐待的细节。记者Manon Mariani写道：“这个标签是由男性创造、被男性使用的。这是一种压制女性痛苦的方式。”网红男性音乐人Waxx随后表达了他的观点，他让那些使用标签的人“彻底闭嘴。这与你无关，与我们有关。男人杀人。男人攻击。句号。”女性主义组织成员Elsa Labouret则认为，法国人的态度仍然需要被挑战，“我认为很多人仍然认为性暴力是性感或浪漫的，或者认为这是一种法国人的做法”。她认为对此提出质疑并且完全不接受这种说法至关重要。
此案的另一焦点是“化学屈服（chemical submission）”，巴黎毒瘾监测中心的化学专家Leila Chaouachi 博士表示，阿维尼翁审判只是让人们提高对毒品和强奸认识的长期斗争中的一步，她认为这需要被当作一个真正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一个关系到所有人的健康问题，而不仅仅是正义问题。还有很多声音要求法国法律对于“同意（consent）”做出更加明确的规定，目前该国法律中对强奸的定义并不包含这一概念。也有观点认为真正重点应该是增加警方的资源而非改变法律。
《伦敦书评》日前刊登的“沉睡的女人”一文中，在牛津大学教授历史与政治的苏菲·史密斯（Sophie Smith）对吉赛尔·佩利科特案背后的“强奸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文章指出，吉赛尔认为她的前夫和其他强奸她的男人是“大男子主义和父权制社会”的产物，这样的社会“让强奸变得平常”。作为例证，史密斯分析了凯特·阿特金森（Kate Atkinson）畅销谋杀悬疑系列中“深受爱戴的”私家侦探杰克逊·布罗迪。在她看来，阿特金森笔下的布罗迪是“所有人都可以支持的那种正派人——不是圣人或者天使，而是行走、说话、抽烟、骂脏话的#NotAllMen的化身”。该系列的第二部《善意恶行》（One Good Turn）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布罗迪在他曾经的客户、当时的恋人朱莉娅沉睡时和她发生了关系，并且是在明知“理论上来说这当然属于强奸”的情况下选择这么做。然而从读者到评论家，布罗迪的越轨行为似乎都被轻易接受了。史密斯由此认为，佩利科特案和杰克逊·布罗迪小说从文化的不同角度表明，男性权力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被允许选择不听从理性、良知、证据和女性的证词，而女性则被期待无视这种权力的本质。
史密斯指出，如果我们想要理解产生了“阿维尼翁怪物”和几十名加入他的男人的“强奸文化”的逻辑，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不是“怪物”，而是那些粗鲁但正派的、我们会爱和原谅的男人，思考我们之所以压抑着对于胁迫、伤害和信任的小焦虑，究竟是因为我们深信他们不是怪物，还是因为担心表达焦虑会导致他们的离开、排斥或是愤怒反应。父权制并不意味着男人不能体面、善良地行事，事实上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男人有时候比女人更好、更可靠。但父权制意味着，没有人能够声称自己永远不受其影响。它始终存在于背景中，激发、奖励和掩护那些决定（无论多么短暂地）脱离好男人轨道的男性。问题的关键在于，父权制将女性置于充满疑惑的情境中，使她们无法区分哪些男人可以信任，哪些则不能，哪些行为她们可以感到安全甚至乐在其中，哪些行为则应该引起警惕，这对男性和女性都会造成伤害。因此，真正正派的男人应该认真对待这种存疑的情境，并愿意对这些欲望的来源和意义展开对话。
吉赛尔相信她的证词——她在荧幕上的身体和她在法庭上的话语——可以改变社会。她的决定意味着一些女性会意识到自己和她一样是药物性侵的受害者，一些医生会考虑提供这方面的检查和诊断。但史密斯提出的问题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社会是否会发生变化：“男性是否会认为自己与产生多米尼克·佩利科特及其共犯的文化有牵连，进而努力改变这种文化和他们自己吗？如果不会，我们是否至少会创造条件，投资于专业支持服务、公共住房、托育服务和成人教育，让女性有尊严、安全地离开施虐的男人？或者，我们只是继续要求资金不足的司法系统将坏男人绳之以法？”
亿万富翁的“星际”权力
任何一个人拥有如此巨大的财富，其明显的不道德性对任何有基本同理心的人来说都显而易见。但对于马斯克和其他14位身价超过1000亿美元的人来说，这种不道德性几乎成了次要问题。他们的个人财富对民主的威胁，正如经济学一贯认为垄断对功能性市场的危险一样，是一种扭曲社会的存在。
仅凭2.5亿美元的直接支持——再加上花费440亿美元控制X（前身为Twitter），以及3000万用户时间线背后算法的掌控权——马斯克得到了一个“联合总统”的回报。不然如何解释他在巴黎圣母院重新开放时与特朗普和其他国家元首一起露面的行为？
当地时间2024年12月5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拟成立的“政府效率部”计划举行会议，马斯克携儿子参加。
近日，英国《卫报》发表了Alexander Hurst的评论，认为埃隆·马斯克或多或少已经成了一个“流氓国家”，是时候加以遏制了。作者认为，马斯克的意图是自私且险恶的，他那相当于一个国家的资源让他能够肆无忌惮地藐视法律。为了形象化这种情况，如果把一美元比喻成一米，那么马斯克的财富足以让他往返火星，而一个普通的百万富翁只能往返巴黎和阿姆斯特丹。
尽管X的估值和用户数量都在快速下降，但如果仅以此来评估这次收购的意义就大错特错了。X的作用已经发挥：它帮助特朗普当选了。一项研究表明，该平台的算法被调整过，以支持倾向保守派的用户。特斯拉股票自特朗普当选以来暴涨超过40%，显然与公司基本面无关，而是投资者在押注未来将有前所未有的机遇。特斯拉和SpaceX凭借公共合同和补贴成长为巨头，而从xAI到Neuralink，马斯克的其他公司也有望因他在法规制定中的内部影响力而受益。
但这种财富寡头统治还不够，因为对于那些已经拥有一切的少数人来说，从来没有“够了”这回事。马斯克的新癖好是攻击公务员、大幅削减社会支出，以及针对最弱势群体。他最近发推写道：“大多数情况下，‘无家可归’这个词是个谎言。它通常是用来形容暴力吸毒者和严重精神疾病患者的宣传词”。
最宽容的解释是，马斯克在“邓宁-克鲁格曲线”（邓宁-克鲁格效应是一种认知偏差，指的是能力较低的人往往高估自己的能力，而能力较高的人则往往低估自己的能力）上的不同点间摇摆。他是一个出色的风险投资家，他的科幻迷般的投资创造了比奢侈品或快时尚更有趣的公司。但这也让他拥有了无法估量的资源来在地缘政治或社会正义方面表现得像个胡言乱语的傻瓜。而更不宽容的解释——他曾经的朋友萨姆·哈里斯在最近一次播客中这样描述他——是他“明显地、肉眼可见地精神错乱……整天吸氯胺酮并随时发推”，已经被自己的算法激进化，把自己包装成钢铁侠托尼·斯塔克，其实更像是邪恶博士。
但财富寡头统治和在美国推行激进社会议程仍然不足以满足马斯克的胃口，他将目光投向了其他国家。在过去的半年里，他攻击了阻止移民拘留计划的意大利法官、推广虚假信息并煽动英国骚乱，提出直接干预英国选举政治的可能性，并一再无视欧盟关于X平台内容审核和虚假信息的法律。
当某一国家以这种方式行事时——干预选举、发动虚假信息战、操控社交媒体——其他国家会公开批评它，甚至施加制裁。而马斯克不仅仅是一个有观点且有大量追随者的普通公民。他的巨大财富、对X的掌控，以及他在美国政府中的新地位让他成为一个特殊的存在。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至少回应它呢？
马斯克的亿万富翁同行选择了姑息政策，甚至公开表达热情，对特朗普和背后的操控者顶礼膜拜，这一点不足为奇。更令人惊讶的是，著名记者和大型媒体机构也选择了类似的方式，助长了特朗普通过诉讼来进行压制和恐吓的活动（例如他对《得梅因纪事报》的最新诉讼），原因仅仅是该报发表了他不喜欢的民意调查。
相比之下，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民粹主义省长道格·福特采取了一种较为强硬的立场，至少在言辞上如此。当特朗普挑衅称要将加拿大并入美国并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时，福特表示：“如果特朗普这样做，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切断他们的能源供应”。
在国际上，巴西最高法院法官亚历山大·德·莫拉埃斯采取了更加实际的行动来应对马斯克的挑战。当马斯克的公司在巴西的行为违反了当地法律时，德·莫拉埃斯不仅没有退缩，还将马斯克的公司视为一个整体进行处理，冻结了马斯克的星链资产，并要求电信公司阻止访问马斯克的社交媒体平台X。这时，马斯克退缩了。
接下来应该轮到欧盟采取行动了。欧盟的职责是保护其公民，而不是表现得过于宽容，也不是对马斯克和X公司可能违反的法律给予象征性的惩罚，而是应该坚定且果断地表明：即使马斯克拥有“星际”般的财富，也不能因此逃避法律制裁。
马斯克对德国极右翼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AfD）的支持在12月中旬掀起了广泛争议。据德国媒体《明镜周刊》报道，马斯克在其社交媒体平台X上发文称：“只有另类选择党才能拯救德国。”这条推文发布后不久迅速引发热议，被多家国际主流媒体广泛报道。
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直言，马斯克的言论是“极不负责任的”，可能助长极右翼势力的崛起。他呼吁公众警惕国际富豪干涉德国政治。德国绿党联合领导人安娜莱娜·贝尔伯克则在社交媒体上批评马斯克“无视德国历史的敏感性”。
《纽约时报》发表社论，称马斯克的言论超越了自由表达的界限，凸显了其在全球政治中的影响力。这篇评论指出，马斯克通过X对另类选择党的支持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达，还可能试图影响德国选举结果。《卫报》的评论文章则更进一步，批评马斯克是“一个跨国企业家，利用财富推动个人政治议程的典型案例”。
路透社报道称，特斯拉在柏林的超级工厂是欧洲最大的电动车生产基地之一，德国政治环境对其至关重要。评论指出，马斯克可能通过支持另类选择党施加压力，以推动对企业更有利的政策，如削减能源税和减少环境法规。
同样是12月中旬，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马斯克与英国改革党（Reform UK）党魁奈杰尔·法拉奇进行了会晤，讨论向改革党提供高达1亿英镑的政治捐款可能性。会晤地点未公开，但据推测发生在伦敦。英国改革党是一个极右政党，其前身是脱欧党（Brexit Party）。主要目标是在当时推动英国顺利脱欧，在完成脱欧后，改革党重新定位，将其重点转向国内政策和经济改革，主张削减企业税，严格边境管控，限制难民入境，他们还主张传统家庭价值观，反对多元文化政策。
英国主流政界对此事件反应强烈。工党领袖基尔·斯塔默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谴责马斯克“试图通过巨额资金破坏英国民主制度”，并呼吁政府加强对外国资金来源的审查。保守党内部则表现出复杂态度。一些保守党议员担忧改革党可能分裂右翼选民基础，而另一部分则对马斯克的立场表示欢迎。
马斯克作为外国商人，计划提供1亿英镑的捐款，金额之高在英国史无前例。这引发了对英国政治是否会被外资操控的担忧。《卫报》评论称：“马斯克的捐款计划是对英国民主的直接挑战，将一个极右翼政党推向主流，不仅会动摇现有政治格局，还可能破坏英国政治的根基”。《泰晤士报》评论称，马斯克的潜在捐款行为表明他希望通过支持特定政党影响英国政策走向，尤其是涉及技术监管、税收和市场开放等议题。《华盛顿邮报》评论称，马斯克的行为可能会加剧全球对科技巨头干预民主政治的担忧。
《经济学人》的一篇分析文章认为，马斯克对改革党的兴趣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共鸣，而是与他的商业利益密切相关。改革党主张放松对科技企业的监管，这可能为特斯拉和SpaceX在英国的扩展提供便利。同时，有分析认为，马斯克的行为反映了科技巨头在政治领域的新模式：不再满足于单纯的游说，而是通过直接资金支持和社交媒体平台影响公众舆论，进一步塑造政策环境。改革党若获得马斯克的捐款支持，可能成为一支前所未有的政治力量，甚至影响英国与欧盟未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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